第一千四百零七节 裁决(1)【无声地飞翔萌主加更4/18】
在做了做样子后,刘彻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诸子和群臣们给自己戴上的这顶高帽子。天籁小说.|2
然后,他就问道:“既是如此,那卿等就说说看……”
“臣等所争执者,乃是直躬案与三北案之是非……”那位法家学者拜道。
这直躬案和三北案,刘彻当然清楚,但是,他却故意装傻,问道:“何为直躬案?何为三北案?”
这时候,儒家再也忍耐不住——若这主动权被法家所占去,那么,毫无疑问,儒家这一次可能要载一个大跟头。
于是,董仲舒的另外一位弟子吕步舒立刻就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请容臣为陛下道来……”
刘彻自然准许——就算在如今的廷尉衙门里,也是允许罪犯自辨的嘛!
“陛下,这直躬案,乃是春秋时期,楚国的一件盗羊案……”吕步舒深深的拜道:“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载:楚有直躬者,其父窃羊而谒之上,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请代之。将诛矣,告吏曰:“父窃羊而谒之,不亦信乎?父诛而代之,不亦孝乎?信且孝而诛之,国将有不诛者乎?”荆王闻之,乃不诛也。孔子曰:异哉!直躬之为信也,一父而载取名焉!故直躬之信,不如无信也……”
刘彻听着,却是露出了微笑。
“这儒家果真是深得春秋笔法神功之要啊……”刘彻在心里叹道:“后世公知们的手段,也不过如此了……”
事实上,直躬案有多个版本。
譬如,这吕氏春秋里的这个版本。
而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版本,却是所有版本里,最美好、最温柔,也最完美的版本。
直躬举报其父盗羊,最终被楚王赦免。
毫无疑问,这是儒生们所需要的。
由此一来,就规避了忠孝不能两全这个问题,更凸显出了儒家坚持的价值观。
但问题是——法家要与之论战的,乃是韩非子、庄子的那个版本啊!也就是那个黑暗结局。
那个直躬举报自己老爹盗羊,结果被令尹所杀的版本。
是以,法家立刻就暴走,那位年轻的学者,更是立刻插口,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与儒家所论,非此之论也!乃《韩非子》所载之公案:楚有直躬,其父盗羊,而谒之吏。令尹曰:‘杀之’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,报而罪之!”
吕步舒立刻就拜道:“吾未有闻此之说也,君莫要无中生有,欺君罔上!”
这个指责就太犀利了!
而且,太过于诛心,太过于自我。
就连刘彻也是眉毛微微一皱,这也是刘彻一直不太喜欢儒家的原因。
在儒家眼里,只有他们记载的东西,才是真的。
其他人记载的,假如有利于他,像是直躬案上的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的东西,他就认,而《韩非子》之中记载的故事,他却当做看不见。
一如当年孔子整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,也如当初子夏笔削春秋。
这种无视神功和鸵鸟神功,刘彻曾在后世的公知身上,也见过无数次。
确实很恶心。
但,刘彻很清楚,作为皇帝,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间接的影响和干预学术与思想的展,但独独不能亲自下场,用自己的意志取代诸子百家的意志。
那样的话,会起一个很坏的头。
更会抹杀掉思想和学术的多样性。
在某种程度上,甚至会变成自己所讨厌和不喜欢的人。
就像那个故事,勇士辛辛苦苦杀死了恶龙,但最终,他却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所以,刘彻微微笑了两声,然后说道:“史书之上,众说纷纭,卿等何必为了这诸家之别而争执呢?且以朕之见,恐怕,无论是《吕氏春秋》之载,还是《韩非子》之论,其本质,是一样的吧?”
当然是一样的!
董仲舒出列拜道:“圣明无过于陛下,《论语》有曰:叶公语孔子:吾党有直躬者,其父壤羊,而子证之。孔子曰:吾党之直者,异于是,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!”
而这正是这桩千秋公案的最终起源之所,也是儒法数百年纷扰的关键所在。
直躬案,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但因为涉及了亲亲相隐这个儒法两派的矛盾,在数百年来,一直沸沸扬扬。
当年,大量的儒生入秦,都被法家赶了出去,就是这个原因。
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
董仲舒既然下场,张恢当然也就坐不住了,他微微动了动眼帘,在他左侧的一位法家博士立刻就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两千石《韩非子》博士邓偃请奏……”
刘彻转过头去,看到此人,连忙道:“公请言之!”
这位邓博士,虽然在历史上默默无闻,但,他的弟子之中,却是有着许多大能。
武帝前中期的多位法家干吏,都是出于他的门下。
最有名的,莫过于咸宣。
邓偃拜道:“臣以为董子所言及所举大缪也!孔子以为,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便是直,那臣敢问,楚君何在?楚法何顾?难道说,为了孝,连忠也不要了吗?”
他瞪着眼睛,直视着董仲舒,咄咄逼人的说道:“敢问董子,若有人目睹其父,意欲祸乱天下,行窃国之事,此人当如何?”
这立刻就让董仲舒哑口无言。
这也是亲亲相隐理论的漏洞所在。
当然,最重要的是,董仲舒的公羊派,本就不太讲究什么亲亲相隐。
只是碍于孔子,不得不与法家战之。
见到这情况,谷梁派的一位博士,立刻就出列答道:“邓子,勿须狡辩,也不必如此玷污我辈!”
他拜道:“陛下,臣《谷梁春秋》博士王远可答邓子此问!”
在得到刘彻许可后,他一挥长袖,对邓偃说道:“若有人子,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,行窃国之事,自可自缚其父,闭其家门,阻其恶行……实在不然,还可以大义灭亲!周公诛管蔡,孔子称赞,春秋曰:子从弑君之贼,国之大逆,不可不诛,故曰:大义灭亲是也!”
特进元老石奋也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先祖曾有训曰:臣闻爱子,教之以义方。弗纳于邪,骄奢淫泆,所自邪也。”
嗯,这石奋的先祖,确实是那位春秋中大义灭亲的主人公……
所以他出来刷一波脸,倒也无可厚非。
邓偃却是嘿然笑道:“公之言大善!”说着,他就对董仲舒和石奋以及王远长身一拜,然后,图穷匕见,问道:“若如曾子,遇其父盗羊,苦主来寻,君等何以对?是大义灭亲?还是如孔子一般,坐匿其弟子之罪行,还予以粉饰之?”
这才是儒法两派几百年来在一个小小的直躬案上你来我往,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——因为这个案子,早就已经不在直躬之案的细节上,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。
因为,这干系到了孔子、曾子以及曾子之父。
这个事情,是这样的。
大约在数百年前,春秋之时,孔子周游列国,来到一个叫叶邑的地方。
叶邑的主人,是一个叫叶公的士大夫,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翁。
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,起码,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。
而孔子师徒,周游列国,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,早就穷得响叮当了。
在这之前,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,窘迫到了,弟子们偷来羊,烤熟后送给孔子,孔子不问来源,接过来就狼吞虎咽,弟子们偷来衣物,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,接过来就穿。
而到了叶邑后,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。
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所以,某天,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,自然,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,祭了五脏庙。
但不巧,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,于是上门找到孔子。
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,当然不好直接质问:你们偷了我的羊,给我个说法。
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:“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,他爹偷羊,于是将其父举报……”
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(曾参)知道了这个事情,同样,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,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(那样,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?),于是就狡辩道:“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,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,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,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,君子之行啊!”
总之,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。
一切,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,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。
但,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,这个事情,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。
甚至,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。
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:夫饥约,则不辞妄取以活身;赢鲍,则伪行以自饰。污邪诈伪,孰大于此?
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,不惜妄取以求生,在饱腹有余之际,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,装扮自己,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?
顺便说一句,墨翟对孔子的态度,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。
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,直接称呼孔子为‘孔某’,其不屑如此,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。
譬如曾子,被墨家门徒称为‘曾盗羊’,子贡、子路,被称为‘乱贡、贼路’……
总而言之,孔门七十二贤,在墨家眼里,就没有一个好东西……
哦,或许有,冉求,是个特例……
但也就是如此了。
到法家,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,客气了许多。
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,以及追求上面,却是南辕北辙了。
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。
儒家,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,以齐周政,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,这样,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、战争、苛政。
百姓也可以相安,天下可以太平。
但法家却认为,这是在做梦!
国家不强大,军队不强大,就要被人宰割。
而要国家强大,军队强大,就要富国强兵,为了富国强兵,就必须集权,必须用严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质奖励来激励百姓,使得人人都为了国家,为皇帝而战斗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直躬案,就变得分外的刺眼了。
对法家来说,居然有人胆敢隐匿犯罪分子的罪行?简直是无法容忍和不能接受!
必须干他丫!
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,法家很清楚,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那么,迟早,就会扩大到整个家族,然后宗族。
这样,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,就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,法律的尊严更会荡然无存。
而儒家却觉得,父父子子,君君臣臣、夫夫妇妇,是一切的核心,不变的真理。
若是一般的小罪,譬如说,偷盗、抢劫、女干x,或者偷税漏税什么的,父子、夫妻、兄弟之间当然要互相包庇和保护了。
除非此人,丧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坏国家,祸乱天下的地步,不然就绝不提倡,甚至是反对家庭内部的成员检举他人的罪行。
另外,这也是儒生们立足的根基之一。
南方和三河地区的地主贵族们为什么支持儒家?
还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,大宗族,并且维护大家族、大宗族的利益。
但可惜……
刘彻望着儒家的这些巨头,这些博士,这些精英们,暗自摇了摇头。
汉室和刘氏,最讨厌的就是大家族、大宗族了。
因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,影响国家的税收、徭役乃至于军队的战斗力。
原因很简单,汉室除了口赋田税以外的其他税收、徭役、兵役,都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。
一个五口之家和一个十口之家的差别,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和财力减少了一半。
而一般的大家族,通常都是几十口甚至数百人聚集在一起。
这等于,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来肥私!
是以历代刘氏天子,对于大家族大宗族,深恶痛绝,想尽办法,用尽手段的将之拆散。
在政坛上,更是极力鼓吹‘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’的理想社会模式。
具体到刘彻身上,对于大家族和大宗族,更加不喜欢。
在他眼里,每一个大家族、大宗族都是隐患,都是未来的定时炸弹。
恨不得全部拆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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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,他就问道:“既是如此,那卿等就说说看……”
“臣等所争执者,乃是直躬案与三北案之是非……”那位法家学者拜道。
这直躬案和三北案,刘彻当然清楚,但是,他却故意装傻,问道:“何为直躬案?何为三北案?”
这时候,儒家再也忍耐不住——若这主动权被法家所占去,那么,毫无疑问,儒家这一次可能要载一个大跟头。
于是,董仲舒的另外一位弟子吕步舒立刻就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请容臣为陛下道来……”
刘彻自然准许——就算在如今的廷尉衙门里,也是允许罪犯自辨的嘛!
“陛下,这直躬案,乃是春秋时期,楚国的一件盗羊案……”吕步舒深深的拜道:“如《吕氏春秋》所载:楚有直躬者,其父窃羊而谒之上,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请代之。将诛矣,告吏曰:“父窃羊而谒之,不亦信乎?父诛而代之,不亦孝乎?信且孝而诛之,国将有不诛者乎?”荆王闻之,乃不诛也。孔子曰:异哉!直躬之为信也,一父而载取名焉!故直躬之信,不如无信也……”
刘彻听着,却是露出了微笑。
“这儒家果真是深得春秋笔法神功之要啊……”刘彻在心里叹道:“后世公知们的手段,也不过如此了……”
事实上,直躬案有多个版本。
譬如,这吕氏春秋里的这个版本。
而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版本,却是所有版本里,最美好、最温柔,也最完美的版本。
直躬举报其父盗羊,最终被楚王赦免。
毫无疑问,这是儒生们所需要的。
由此一来,就规避了忠孝不能两全这个问题,更凸显出了儒家坚持的价值观。
但问题是——法家要与之论战的,乃是韩非子、庄子的那个版本啊!也就是那个黑暗结局。
那个直躬举报自己老爹盗羊,结果被令尹所杀的版本。
是以,法家立刻就暴走,那位年轻的学者,更是立刻插口,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与儒家所论,非此之论也!乃《韩非子》所载之公案:楚有直躬,其父盗羊,而谒之吏。令尹曰:‘杀之’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,报而罪之!”
吕步舒立刻就拜道:“吾未有闻此之说也,君莫要无中生有,欺君罔上!”
这个指责就太犀利了!
而且,太过于诛心,太过于自我。
就连刘彻也是眉毛微微一皱,这也是刘彻一直不太喜欢儒家的原因。
在儒家眼里,只有他们记载的东西,才是真的。
其他人记载的,假如有利于他,像是直躬案上的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的东西,他就认,而《韩非子》之中记载的故事,他却当做看不见。
一如当年孔子整理《诗经》《尚书》,也如当初子夏笔削春秋。
这种无视神功和鸵鸟神功,刘彻曾在后世的公知身上,也见过无数次。
确实很恶心。
但,刘彻很清楚,作为皇帝,他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来间接的影响和干预学术与思想的展,但独独不能亲自下场,用自己的意志取代诸子百家的意志。
那样的话,会起一个很坏的头。
更会抹杀掉思想和学术的多样性。
在某种程度上,甚至会变成自己所讨厌和不喜欢的人。
就像那个故事,勇士辛辛苦苦杀死了恶龙,但最终,他却变成了新的恶龙。
所以,刘彻微微笑了两声,然后说道:“史书之上,众说纷纭,卿等何必为了这诸家之别而争执呢?且以朕之见,恐怕,无论是《吕氏春秋》之载,还是《韩非子》之论,其本质,是一样的吧?”
当然是一样的!
董仲舒出列拜道:“圣明无过于陛下,《论语》有曰:叶公语孔子:吾党有直躬者,其父壤羊,而子证之。孔子曰:吾党之直者,异于是,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!”
而这正是这桩千秋公案的最终起源之所,也是儒法数百年纷扰的关键所在。
直躬案,本身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但因为涉及了亲亲相隐这个儒法两派的矛盾,在数百年来,一直沸沸扬扬。
当年,大量的儒生入秦,都被法家赶了出去,就是这个原因。
道不同,不相为谋。
董仲舒既然下场,张恢当然也就坐不住了,他微微动了动眼帘,在他左侧的一位法家博士立刻就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两千石《韩非子》博士邓偃请奏……”
刘彻转过头去,看到此人,连忙道:“公请言之!”
这位邓博士,虽然在历史上默默无闻,但,他的弟子之中,却是有着许多大能。
武帝前中期的多位法家干吏,都是出于他的门下。
最有名的,莫过于咸宣。
邓偃拜道:“臣以为董子所言及所举大缪也!孔子以为,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便是直,那臣敢问,楚君何在?楚法何顾?难道说,为了孝,连忠也不要了吗?”
他瞪着眼睛,直视着董仲舒,咄咄逼人的说道:“敢问董子,若有人目睹其父,意欲祸乱天下,行窃国之事,此人当如何?”
这立刻就让董仲舒哑口无言。
这也是亲亲相隐理论的漏洞所在。
当然,最重要的是,董仲舒的公羊派,本就不太讲究什么亲亲相隐。
只是碍于孔子,不得不与法家战之。
见到这情况,谷梁派的一位博士,立刻就出列答道:“邓子,勿须狡辩,也不必如此玷污我辈!”
他拜道:“陛下,臣《谷梁春秋》博士王远可答邓子此问!”
在得到刘彻许可后,他一挥长袖,对邓偃说道:“若有人子,目睹其父意欲祸乱天下,行窃国之事,自可自缚其父,闭其家门,阻其恶行……实在不然,还可以大义灭亲!周公诛管蔡,孔子称赞,春秋曰:子从弑君之贼,国之大逆,不可不诛,故曰:大义灭亲是也!”
特进元老石奋也出列拜道:“启奏陛下,臣先祖曾有训曰:臣闻爱子,教之以义方。弗纳于邪,骄奢淫泆,所自邪也。”
嗯,这石奋的先祖,确实是那位春秋中大义灭亲的主人公……
所以他出来刷一波脸,倒也无可厚非。
邓偃却是嘿然笑道:“公之言大善!”说着,他就对董仲舒和石奋以及王远长身一拜,然后,图穷匕见,问道:“若如曾子,遇其父盗羊,苦主来寻,君等何以对?是大义灭亲?还是如孔子一般,坐匿其弟子之罪行,还予以粉饰之?”
这才是儒法两派几百年来在一个小小的直躬案上你来我往,大打出手的根本原因——因为这个案子,早就已经不在直躬之案的细节上,甚至不在直躬案本身上了。
因为,这干系到了孔子、曾子以及曾子之父。
这个事情,是这样的。
大约在数百年前,春秋之时,孔子周游列国,来到一个叫叶邑的地方。
叶邑的主人,是一个叫叶公的士大夫,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翁。
这位叶公自然很有钱,起码,在春秋时期属于那种有钱的名人。
而孔子师徒,周游列国,来到叶邑这个楚国的地盘时,早就穷得响叮当了。
在这之前,孔子甚至陷于陈蔡之间,窘迫到了,弟子们偷来羊,烤熟后送给孔子,孔子不问来源,接过来就狼吞虎咽,弟子们偷来衣物,孔子同样也不问来源,接过来就穿。
而到了叶邑后,孔子师徒虽然没有这么窘迫了。
但却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所以,某天,一只羊跑到了曾子的父亲曾点的院子里,自然,这只可怜的羊被直接开膛破肚,祭了五脏庙。
但不巧,叶公知道了这个事情,于是上门找到孔子。
叶公是个要面子的人,当然不好直接质问:你们偷了我的羊,给我个说法。
他就转着圈子对孔子说:“我们这里有个叫直躬的,他爹偷羊,于是将其父举报……”
孔子自然已经通过曾子(曾参)知道了这个事情,同样,孔子也是个要脸皮的,哪里肯让自己的弟子成为小偷(那样,他岂非就成为了小偷的师傅?),于是就狡辩道:“在俺们哪里不是这样的,父亲给儿子隐匿过错,儿子帮父亲遮掩过失,这才是真正的直率坦白,君子之行啊!”
总之,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。
一切,都只是当时的特殊形式下,一场有关面子之间的纷争。
但,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,这个事情,就成为了儒法之间的大问题。
甚至,成为儒墨之间百年的口水战中的一场焦点战役。
墨翟当年甚至讽刺孔子说:夫饥约,则不辞妄取以活身;赢鲍,则伪行以自饰。污邪诈伪,孰大于此?
意思就是在饥饿困顿之时,不惜妄取以求生,在饱腹有余之际,就用虚伪来粉饰自己,装扮自己,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儒生还无耻的人吗?
顺便说一句,墨翟对孔子的态度,是诸子百家的先贤里最不屑的。
墨翟先生在世的时候,直接称呼孔子为‘孔某’,其不屑如此,墨家的门徒自然有样学样。
譬如曾子,被墨家门徒称为‘曾盗羊’,子贡、子路,被称为‘乱贡、贼路’……
总而言之,孔门七十二贤,在墨家眼里,就没有一个好东西……
哦,或许有,冉求,是个特例……
但也就是如此了。
到法家,由于子夏先生的缘故,客气了许多。
但在意识形态和屁股,以及追求上面,却是南辕北辙了。
这是因为儒法追求的理想不同。
儒家,要求的是恢复三代之治,以齐周政,最好把井田也复活了,这样,儒家就认为世界将没有混乱、战争、苛政。
百姓也可以相安,天下可以太平。
但法家却认为,这是在做梦!
国家不强大,军队不强大,就要被人宰割。
而要国家强大,军队强大,就要富国强兵,为了富国强兵,就必须集权,必须用严密的法律和充分的物质奖励来激励百姓,使得人人都为了国家,为皇帝而战斗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直躬案,就变得分外的刺眼了。
对法家来说,居然有人胆敢隐匿犯罪分子的罪行?简直是无法容忍和不能接受!
必须干他丫!
因为千里之堤毁于蚁穴,法家很清楚,一旦有人可以借口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那么,迟早,就会扩大到整个家族,然后宗族。
这样,家族利益和宗族利益,就凌驾于国家利益和君王利益之上,法律的尊严更会荡然无存。
而儒家却觉得,父父子子,君君臣臣、夫夫妇妇,是一切的核心,不变的真理。
若是一般的小罪,譬如说,偷盗、抢劫、女干x,或者偷税漏税什么的,父子、夫妻、兄弟之间当然要互相包庇和保护了。
除非此人,丧心病狂到了悍然要去破坏国家,祸乱天下的地步,不然就绝不提倡,甚至是反对家庭内部的成员检举他人的罪行。
另外,这也是儒生们立足的根基之一。
南方和三河地区的地主贵族们为什么支持儒家?
还不就是儒家提倡和推崇大家族,大宗族,并且维护大家族、大宗族的利益。
但可惜……
刘彻望着儒家的这些巨头,这些博士,这些精英们,暗自摇了摇头。
汉室和刘氏,最讨厌的就是大家族、大宗族了。
因为这会削弱国家的力量,影响国家的税收、徭役乃至于军队的战斗力。
原因很简单,汉室除了口赋田税以外的其他税收、徭役、兵役,都是按照户口来征收的。
一个五口之家和一个十口之家的差别,意味着国家的力量和财力减少了一半。
而一般的大家族,通常都是几十口甚至数百人聚集在一起。
这等于,大家族大宗族是在挖国家的墙脚来肥私!
是以历代刘氏天子,对于大家族大宗族,深恶痛绝,想尽办法,用尽手段的将之拆散。
在政坛上,更是极力鼓吹‘一夫狭五口而治百田’的理想社会模式。
具体到刘彻身上,对于大家族和大宗族,更加不喜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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恨不得全部拆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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